显然这是一封美英在收容所写给何刚的信。
美英和红花在被捕前的住处是以何刚的名义租用的，何刚的信用卡明细单、手机话费单等都被寄往这个住址，而他的一部分行李当时也寄存在那里。美英和红花被捕后，何刚依旧像往常一样定期来大久保的住处取明细账单，为了避免意外，他每每都是第一时间在晚上过来，这封信就是在那时被他不经意发现的。
这封信着实让何刚惊出一身冷汗，因为他不知身在监牢的美英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邮来信件，而信的内容更让他有一种不详的预感。
“到底要不要打开看？”他反复寻思着，最后还是拆开了信封。
直到现在何刚依然留着那封信，信是美英用日文写的，内容十分简短，她大致是想告诉何刚，自己走错了一步，以至到了现在的境地，感谢一直以来的关照，这份友情她一定会铭记于心，无以回报。在信的结尾，她请求何刚帮忙联系一下自己的同乡，委托她们把她屋内的家当收拾出来，并寄回中国。何刚一度认为此信的内容会不会是美英在向他传达另一种信息，但怎么看都仅仅是一封普通的请求信件。看来警察给了她委托他人收拾残局的机会，这封请求信已经说明了这一点。不过，令他感到迷惑的是难道警察署对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视而不见吗，如果看到的话，这无异于暴漏了自己的行踪，可奇怪的是这封信就这样平安无事地邮到了住所，似乎和警方没有任何关联。他简直要疯掉了，警方要想找到他简直易如反掌，但为何他们还是迟迟未动，他绞尽脑汁地想着，可大脑里却还是一片空白。
之后的日子，何刚仍旧每天草木皆兵地度过着，他以往居无定所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下榻在店里的休息室，偶尔也会去朋友的住处凑合一宿。而如今店里不宜逗留，打工之外的时间他只能躲在一个叫王建林的朋友家中。建林当时的身份是不法居留者，在日本已经黑了一年多了。何刚的处境自然给王建林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，何刚一旦被抓，自己也有可能被牵连进去，但朋友正逢难处，又没有不帮的道理。
两个同命相连的男人就这样相互依附在一间斗室，相互着伤口，他们生活的每一天都被困惑和惶恐占据着，唯一能够逃脱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。
2007年9月，美英、红花和木村拘役期满三个月。
按照日本法律，被判拘役者可以得到缓刑，犯人被拘役期间，可由警方起诉到检察院，经检察院审理后处以三年服刑，三年缓刑的刑罚。因此三人在三个月的拘役期满后，便得到了释放。美英和红花在获释后被直接遣返回国，回国后的美英曾给何刚打过电话，把自己从被抓到获释的来龙去脉向他讲述了一遍，并告诫他要小心警方。
木村被释放后迫不得已辞去了在中野的工作，深感备受牵连的他找到何刚，想为自己讨个说法。何刚无心应对，出于对木村的歉疚仅仅给了他一千円便摆平此事。一千円在日本仅仅能吃上一碗高档的拉面，愚钝的木村拿了这一千円钱，就不再说话了。
直到十一月份，忍受不住压力的何刚终于做出了回国的决定，临走前，他给我打来电话。
“最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，也不知哪儿出了问题。”何刚语气悻悻地说。
“再这么下去，不倒下才怪呢。”
“这美英和红花也真不是省油的灯，大不了就回国呗，搞什么假结婚嘛。你也是，这回帮忙帮大了，没曾想会闹到这种地步吧？”
“人算怎比天算，这回我算栽大了，心里不踏实啊。”
“精神压力造成的，这么下去身体迟早会拖垮，回去也好。”
“我像得了焦虑症，害得我朋友也跟着整天提心吊胆的。他打算和我一起回去，到了这种境地再待下去也没啥意义了。”何刚语气略显坚定地说。
“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”我问。
“手头还有点事没办完，办完了就走，也就这三两天吧。”
“我去送你。”
“别！大部分行李我已经打包邮回国了，就带一个箱子回去。另外人少的话出入会方便一些。”
“那样也好，路上小心，一旦有啥情况及时联络我。”
“厄，明年年初你不是也回去吗，到时再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