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卖鸡，他就会到别处去的。”
大婶“嗯”了一声，便小跑起来。
望着大婶干瘦的身影，我妈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大婶命苦啊，你大叔和你爸那次在煤矿出事后，你大婶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。现在还好，一个初中，一个小学，以后上高中、大学可怎么办？现在的学费，全指望她在曹菊的塑料鞋底厂干活挣钱。没结婚的都不敢在里面做太久，听说做久了就不能生孩子。你大婶才做一年半，现在总说自己胸闷，喘不过来气呢。”
我随口问：“大婶还不到四十岁吧，那她怎么不改嫁呢？改嫁也有人替她养孩子。”
我妈白了我一眼：“改嫁就那么好改的？农村人，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，有儿有女的，谁去改嫁？再说了，就是她想改嫁，哪里去找那么合适的人？”
正说着，大婶带着“收死鸡的”一前一后过来了。一看到那个“收死鸡”的，我不禁笑起来：“宋小帅，是你啊？”
宋小帅也看到了我，看了看我的家，高兴地说：“杨海燕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家？我以前经常来这个村的，你们村里人多数养免子，鸡鸭养得少，后来我来得就少了。今天正好路过，我随便来转一圈，没想到就遇见你。”
说话间，大婶的鸡又死了两只，望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鸡倒在地上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，大婶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因为是生瘟疫死的鸡，宋小帅按照他收死鸡的惯例，出价是一块钱一只，但大婶要一块五一只。宋小帅看了看我，大方地说：“一块五就一块五吧，六只你全卖吗？”
大婶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狠下心来说：“留一只吧，整天青菜、萝卜的，我家两个讨债鬼早就馋死了。”
于是就留下来一只，五只鸡卖了七块五元钱。宋小帅把死鸡一只只扔进自行车后的筐里。那是一辆破旧的加重自行车，车后面有一个大筐，筐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大半筐死鸡。
317。
宋小帅看我打量他自行车，解嘲道：“我这辆车，除了铃不响，其余什么地方都响。没办法，现在卖的那些轻便自行车中看不中用。”
我妈听说宋小帅是我同学，赶紧热情地招呼他到我们家坐，还给他倒了满满一杯白糖水。宋小帅真的渴了，毫不客气地一把接过来，仰天“咕咚咕咚”几口就喝光了。
我妈望着他喝水的模样，一脸欢喜。
喝完水，我妈关切地问：“你结没结婚？多大啦？”
宋小帅爽快地回答：“我还没结婚，和海燕一年生人，比她大三个月。”
我妈满意地点点头，别有深意地望着我笑。
知母莫若女，自从我这次回到家，我妈一看到和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就两眼放光。我故意装作没看到她的递过来的眼色，转头奇怪地问宋小帅：“你比我大三个月？你怎么知道你比我大三个月？”
他脸“腾”地一下红了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“于娟说的呗，你还不知道吧，顾斌就是和于娟结的婚。”
听了这话，我惊讶地瞪大了眼晴。我清楚得记得，我们初中时的同学，都是邻近几个村庄的学生，彼此之间都很熟悉。那时的学校周围，一到春暖花开之际，学校就被掩映在墨绿色的小麦、黄灿灿的油菜花、细长的芦苇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青草野花之间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特别是女孩子们，都正值豆蔻年华，课余时间，我们常常三五成群找个地方坐下，然后谈论理想、事业和爱情等等朦朦胧胧的话题。
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是那么的新奇，我们最常谈论的，便是班里的男孩们。每每提到顾斌，于娟总是不屑一顾：“闷葫芦一个，三脚踹不出个屁来，谁嫁给他谁倒霉！”
想到这里，我不由笑出声来：“顾斌和于娟，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追谁的呢。”
宋小帅哈哈一笑：“他们谁也没追谁，想起来真有意思。你应该还记得汪秀丽吧，就是个了很高，坐在后排的那个女孩子。”
我点点头：“记得的，长得很漂亮，好象比我们都要大两岁。有一次，老师让她到黑板上板书，她磨磨蹭蹭到黑板前，拿着粉笔，就是不写字，把老师气得半死。”
宋小帅连连点头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对对对，就是她，她和顾斌是一个村的。初中毕业后，她们都没有继续读书。你也知道，中考升学率那么低，当时我们班五十几个同学，上高中、中师加起来才只有一、二十个呢，考上大学的也不过就那几个人，还包括你这个没考上没去上的。所以，大多数同学都外出打工了。张云叶也是初中毕业就到广东打工的，张云叶就是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女孩，你一定记得的。有一年张云叶从广东打工回来，她想找几个同学聚一聚。她先去于娟家找于娟玩，然后两人又去汪秀丽家找汪秀丽玩，汪秀丽不在家，于娟和张云叶就坐在汪秀丽家的草垛边等，正好被顾斌看到了，就把她们两人领到家，管了一顿饭，后来几个人开始走动，于娟和顾斌就谈上了，现在儿子都快三岁了。”
乍一听到这么多同学的消息，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。不过是短短的七年时间，真是物是人非。原来我的这些同学们，并没有几个象小英那样强烈地渴望出人投地，也没几个象曹菊那样大富大贵。他们平平淡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守望着清贫而安稳的生活。同样都是农村出身的人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