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乡人在沙梁子下搭起了几十个窝棚，争得了立足之地。十几年后，这里便成了一个村庄。又过了几十年，这里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大镇，房屋与大栏镇几乎连成—片，中间只隔着一个大池塘，一条小路。九十年代，大栏镇撤镇设市，沙梁子镇变成了大栏市的湾西区。到那时这里会有一个亚洲最大的东方鸟类中心，许多在国家动物园里都难觅踪影的珍稀鸟类，可以在这里买到。当然，买卖珍稀鸟类的活动是半秘密地进行的。鸟类中心的创始人，就是鸟儿韩的儿子鹦鹉韩，他依靠饲养、繁殖、培育新品种鹦鹉发家致富，并在他老婆耿莲莲的帮助下大出风头，然后锒铛入狱。
鸟儿韩在沙梁上埋葬了母亲，提着弹弓，操着异乡口音，在大街上骂了两个来回。他向村人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：我现在是光棍一条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。希望大家能相安无事。有痨病六瞎掉的双眼和樊三大爷的豁耳朵为例，村里人谁也个愿再去出头。何况，我三姐说，人家把娘的命都搭上了。
从此，外乡人和村里人便心存芥蒂和平相处了。我三姐与鸟儿韩几乎每天都在初次相赠双鹧鸪的地方相遇，起初还像偶然相逢，后来便成为田野约会，不见不散。三姐的双脚把那块地方踩得寸草不生一片白净。鸟儿韩每次都不说话，扔下鸟儿便走。有时是两只斑鸠，有时是一只野鸡，有一次，他扔下了一只身高背阔、足有三十斤重的大鸟。三姐费了很大劲儿才把那鸟背回家，连见多识广的樊三爷也不知这只鸟的名字。我只知道那大鸟的肉味无比鲜美，当然我是通过母亲分泌给我的乳汁间接地知道了那鸟肉的鲜美。
樊三爷依仗着他与我们家的亲密关系，特别提醒母亲注意我三姐与鸟儿韩的关系，他的话说得质量低劣，味道腐臭：“侄媳妇，您家三姑娘与那个捕鸟的……啊，伤风败俗，村里人都看不下去啦！”母亲说：“她才多大呀！”樊三大爷说：“你们家的女儿，跟别人家的不一样。”母亲顶了他一句：“让那些嚼舌根子的人下地狱去吧！”
尽管母亲顶了樊三，但当三姐提着一只半死不活的丹顶鹤归来时，母亲还是严肃地与她进行了谈话。“领弟，”母亲说，“咱不能再吃人家的鸟了。”三姐直着眼问：“为什么？他打只鸟儿比捉个虱子还容易。”母亲说：“再容易也是人家捉的。你难道不知道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短的道理？”三姐说：“等我将来还他就是了。”母亲说：“你拿什么还？”三姐轻松地说：“我嫁给他。”母亲严厉地说：“领弟，你两个姐姐，已经把咱上官家的脸丢尽了，这次，我说啥也不能听你的。”三姐愤愤地说：“娘，你说得轻巧，如果不是鸟儿韩，他能有这样么？”三姐指指我,又指指司马家的小男孩，“还有他。”母亲看着我丰润的脸和司马家小子红红的脸，无语可对，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领弟，从今以后，咱说啥也不能吃他的鸟了。”
第二天，三姐背回来一串野鸽子，赌气地扔在母亲脚下。
转眼间便到了八月，成群的大雁从遥远的北方飞来，降落到村子西南方向的沼泽地里。村里人和外乡人运用钩钓、网苫等古老的方式，猎获着大雁。起初人们收获颇丰，致使村子里大街小巷处处飘着雁毛，但大雁们很快就学精了，它们栖息在沼泽地淤泥最深、连狐狸都难以立足的中间地带，使人们的种种诡计统统落空。只有三姐，每天总能提回一只雁，有时是死的，有时是活的，鬼知道鸟儿韩用什么方法捕获了它们。
面对着严酷的现实，母亲只有妥协。因为不吃鸟儿韩赠送的鸟，我们将缺乏营养，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，浮肿、气喘，双眼如鬼火一样闪烁不定。而吃了韩的鸟，无非是继鸟枪队长和毁桥专家之后，再来一个捕鸟专家做女婿。
八月十六日上午，三姐又去原地领鸟，我们在家企盼着。大家都有点吃腻了带青草味儿的雁肉，盼望着鸟儿韩给我们换换口味，不敢奢望三姐再背回一只那种肉味鲜美的大鸟，但提回几只野鸽、鹌鹑、斑鸠、野鸭，总是可能的吧？
三姐空手而回，双眼哭得像桃子一样。母亲急问原故，三姐说：“鸟儿韩被一群身穿黑衣、佩着长枪，骑着自行车的人捉走了……”
一同被捉的，还有十几个青壮男人。他们被捆成一串蚂蚱。鸟儿韩奋力挣扎着，双臂上发达的肌肉鼓得像气球一样。兵们用枪托子捣他的屁股、腰眼儿，用脚踢他的腿。他双眼发红，像要喷出血，或者是火。“你们凭什么抓我？”鸟儿韩大叫。一个小头目，抓起一把泥土，摔到鸟儿韩脸上，迷了他的眼。他困兽般咆哮着。三姐追上去，站住，喊一句：“鸟儿韩——”，便立住，等到队伍远去，她又追上去，站住，喊一句：“鸟儿韩——”。兵们望着三姐，不怀好意地笑着。最后，三姐说：“鸟儿韩，我等你。”鸟儿韩大声说：“去你妈的，谁要你等？！”
中午，面对着一锅能照清人影的野菜汤，我们——当然也包括母亲——才意识到鸟儿韩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。
三姐趴在炕上，哭了两天两夜。母亲用几十种方法试图止住她的哭声，但都无济于事。
鸟儿韩被捉走后第三天，三姐从炕上爬下来，赤着脚，毫无羞耻感地袒露着